|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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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札尔王朝的统治与外国入侵 自1796年起，阿加·穆罕默德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卡札尔王朝的统治。在卡札尔王朝时期，伊朗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高级阿訇是王权的主要支柱。他们也是大土地所有者，除负责宗教事务外，还裁判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则由世俗法院审理。在国王之下，有由首相和各部组成的枢密院负责行政。地方设省和州，由总督和州长管辖。这些总督和州长实际上是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封建诸侯。国王与贵族几乎垄断全部土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对封建主保持着封建依附关系。他们被迫将收成的4/5上交地主。农民也从事织布、丝织、地毯等手工业。 19世纪初，伊朗已成为英、俄、法等国的争夺对象。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用收买和贿赂的手段，诱使伊朗国王缔结条约，准许英人在伊朗购买土地、自由贸易，免交进口税。1804—1813年第一次伊俄战争后，伊朗被迫将格鲁吉亚等地割给俄国，赋与俄国在伊朗的自由贸易权，定关税为5%，放弃在里海保有海军的权利。1826—1828年第二次对俄战争失败后，俄国在伊朗又获得领事裁判权，得到2000万卢布的赔款和通商的种种权利。俄国对伊朗的胜利，引起英国的不安。英国为抵制俄国影响，进一步在伊朗扩大市场。1841年强迫伊朗和它签订条约，得到领事裁判权，也规定英国商品只收5%的关税豁免国内一切捐税，并在大不里士、德黑兰等地设立商业代办处。此后，奥、法、美等国也先后与伊朗缔结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伊朗从而沦为半殖民地。 19世纪中期，伊朗许多地区出现了饥荒和瘟疫，大批人民死亡，生存者则挣扎在死亡线上。人民生活的恶化加强了伊朗的阶级矛盾。下级阿訇、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不满封建地主的压榨，痛恨外国侵略者的猖狂掠夺，正是这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引发了1848—1852年反对封建压迫和殖民侵略的巴布教徒起义。 巴布教徒起义 巴布教是伊斯兰教中的异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其创始人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他1820年出生于一个小布商的家庭，1844年自称为“巴布”，巴布之意为“门”，意即救世主的旨意，通过此门传达于人民，而他自己就是真主与人民之间的信徒。1847年他写成《默示录》，后来成为巴布教的主要经典。巴布认为人类社会是以后的时代胜过以前的时代。各个时代有自己的制度和法律。随着时代的更替，旧制度和旧法律必须让位于新制度和新法律。新制度和新法律由真主遣派的先知制定。巴布宣称自己就是先知，他是穆罕默德的代替者。《古兰经》也应让位于《默示录》。巴布教的教义，与正统的什叶派教义相悖违，因此使巴布教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巴布主张把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家的财产，按巴布教徒原来财产的多寡分配给巴布教徒，他又提出废除刑法和苛捐杂税，保护私有财产，政府规定借贷利息、保护人身自由、改良邮政、统一货币等要求。巴布的学说受到广泛的拥护。巴布原想对宫廷、大臣和地方长官宣传自己的学说，劝说他们接受实行，但政府1847年把他逮捕入狱，并开始镇压巴布教。 巴布教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后，便将主要的宣传目标转向广大人民群众，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推翻伊朗封建统治，建立新王国，摧毁私有制、没收并均分封建贵族和一切权贵的财产，废除苛捐杂税和劳役，实现男女平权。由于以上的主张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愿望，巴布教迅速壮大起来。1848年9月，巴布教徒乘伊朗出现王位之争，各州一片混乱之机，首先在马赞德兰省起义，平分财产，实行共餐制。王室屡次派兵镇压，均未得逞。政府最后使用欺骗手段，使起义者放下武器，但又背信弃约大加杀害。 王室的血腥屠杀并没有使巴布教徒的斗争停止。1850年5月巴布教徒又在津章城发动起义。起义者英勇抗击王军的进攻，歼灭敌军8000人。7月，国王为了报复，下令处决巴布。但巴布教徒继续奋战，1850年12月才被残酷镇压下去。与津章城起义的同时，巴布教徒在西南部的尼里兹也举行了起义。在狱中的巴布设法与义军取得联系，号召教徒不要为其生死担忧，要为建立“正义王国”而斗争。事泄，伊朗国王下令将巴布处死于大不里土。起义者一直坚持战斗到1851年。后转入山中进行游击战。1852年8月，巴布教徒在德黑兰谋杀国王未遂。伊朗国王以此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捕杀巴布教徒，使巴布教元气大伤，起义最终失败。 巴布教徒起义是伊朗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大规模的反封建斗争。起义的主要参加者是下层劳动人民，但领导权则控制在商人和阿訇的手中。由于领导者始终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和口号，因此未能广泛发动农民参加；各地起义者彼此间缺乏联系，各自为战，为王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起义者还往往轻信封建主的虚假谎言，自动放下武器，结果惨遭镇压。 巴布教徒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卡扎尔王朝的封建统治，使统治者在起义后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宽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矛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次起义在客观上也打击了外国殖民统治者，使这次起义同时又具有反抗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从而对亚洲其它国家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压迫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19世纪中叶亚洲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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