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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端午节的历史与内涵
时间: 2013-06-26 来源: 论文在线
编者语:
   端午节作为中国的传统农时节日,其中的节俗,如吃粽子、赛龙舟等,都与端午所处的特殊季节有关。但是,中国的端午节随着下南洋的华人传到南洋地区之后,尽管南洋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与大陆大不相同,南洋的华人仍沿袭了在汉历五月初五过端午、吃粽子、赛龙舟、纪念屈原的习俗,对于南洋的华人而言,端午节成为保持民族记忆、强化与故土的文化纽带的重要手段
[责任编辑: zhangnan ]

  摘要:端午节作为中国的传统农时节日,其中的节俗,如吃粽子、赛龙舟等,都与端午所处的特殊季节有关。但是,中国的端午节随着下南洋的华人传到南洋地区之后,尽管南洋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与大陆大不相同,南洋的华人仍沿袭了在汉历五月初五过端午、吃粽子、赛龙舟、纪念屈原的习俗,对于南洋的华人而言,端午节成为保持民族记忆、强化与故土的文化纽带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端午节 南洋 华人 马来西亚

  视角与历史

  综观整个19世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毕竟是劳力人口为主,从中国陆续南下马来亚半岛、沙捞越、北婆罗洲的开拓群体,识字者占极少数,所以,今天能留存在马来西亚各地的中文资料也不多,主要是以公共场所碑文为主,其中不少碑文上的署名证明了其撰写者可能是来自中国本土, 是这些南洋华人为了对大事的郑重起见,也为了尊重文字,特地回国请人撰文。而且,碑刻各有主题,也不一定需要提及端午。如此一来,要在19世纪留存的碑刻之间找寻马来(西)亚华人的端午记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后人阅读英国殖民地官员对于殖民地华人的记载,还是可以翻阅到零星的华人过节记录,了解19世纪的南洋华人如何度过端午节,以及英国人如何去理解华人的理解。这些19世纪中叶由西方人流传下来的东方报告,记载了东方的历史,也表达出西方的视角。

  19世纪记录马来亚华人端午节的英文记载, 包括J.D. Vaughan的著作。J.D.Vaughan自1846年就在马来亚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在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组成的英国海峡殖民地总共居住了54年, 先后担任过槟城警察首长以及东印度公司驻新加坡副总督, 他曾经在1845年发表《槟城华人笔记》(Notes on the Chinese ofPenang),以后就在这一观察的基础上陆续写作,编写成了1879年正式出版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礼仪与习俗》(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Straits Settlements)。[1]Vaughan在书中提到过不少马来亚地方上流行的华人节日,其中只有寥寥数句语焉不详地谈及端午节:“农历五月五日是祭祀一个成神的官员的日子。在过去,槟城经常是以船只庆祝,不过这已经长期中止。”[2]

  相比起Vaughan,巴素(Victor Purcell)的《马来亚华侨史》对端午节有更详细的说法。巴素自1921年就掌管大英帝国殖民地事务,至1946年为止,出任过英国驻马来亚华民护卫司、华文副提学司以及情报主任等职,以后又出任英军政府华人事务顾问。[3]他在任期上收集了大量前人资料,撰写成《马来亚华侨史》一书。在这本书中,巴素把端午节归类为宗教节日。按刘前度的译本,巴素解释说:“阴历五月初五日,是龙舟节(俗称端午节)。相传周朝一位忠臣屈原,曾劝王革新,但王不为所动,于是为忠告起见,他投汨罗江自杀。当时有些目击的渔人,急往援救,但遍寻不可得。以后华人还继续寻找他的尸体。龙舟赛会,在中国这个节日中,算是很具特色的。罗尔氏曾说过,在一次龙舟赛会,为一艘战舰所撞,结果舟覆,舟子为英水手救起。又闽语称屈原为‘Khoot Guan’,粵話曰‘Wat Yun’。当地闽人这天吃的是用竹叶包裹的粽子。据说这些食物,是龙舟出发找寻屈原的尸体时携带的。”[4]可是,以巴素的文字对比巴素文中所转引的罗尔(James Low),罗尔原文并未提到屈原。

  罗尔从1818年起,在英殖马来亚服务了22年,他对槟城端午节的记载,出现在1836年的著作,可说是英殖官员观察马来亚华人过端午的最早记录。在罗尔的记录中,他眼前所见的槟城华人赛龙舟,确实是在农历五月初五举行,不过却是配合着另一个神化历史人物的圣诞。

  在罗尔著作中说,槟城的华人在农历五月初五庆祝神化圣人“Toa Saya”或译音“Toa Sacyd”的神诞,主要活动是赌约性质的龙舟赛会。在活动中,所有船只皆不允许使用风帆,人们争着把船只划向海滨泥沼,争夺绑在一根柱子的奖品———不超过百元的现款、金饰品和衣物。[5]

  相对于上述刘前度翻译的巴素的转引文字,罗尔本人的文字描述更为具体,却和“战舰撞翻龙舟”的说法互有出入。他的原文说,他写作是篇文字的好几年前,曾经有一位大英帝国的护航舰指挥官挑战所有槟城人和他舰队的扒舟竞赛, 于是华人也派出一只载着五十名划船手的狭长形独木舟,其样式是镀金的“蛇船”。比赛甫开始,这只独木舟就在海上以极快速度飞驰,其他船都追不上。但海港突然出现一股旋涡把“蛇船”给掀翻了,这才发现这些华人舟子只有少数人会游泳,幸亏有艘蒸汽船他们全部抢救上船。[6]

  闽南人本是马来亚以北的主要华人民系。罗尔的叙述很有意思, 他笔下的“Toa Saya”以闽南语发音即“大使爷”,是闽南人对历史上高官转化为神的一种尊称,不一定有特指的对象。可是,对于那些以槟城作为贸易以及人口集散中心的漳州群体,包括印尼棉兰和泰国普吉岛,“大使爷”指的是谢玄,这是漳州海澄县三都境新江社邱姓宗族在家乡正顺宫的主祀神明,被族人引祀到槟城。他们后来建立的宗祠也以高挂“正顺宫”匾额的正殿供奉“大使爷”。[7]而谢玄又是海澄三都境石塘社谢姓宗族所奉的祖先神。这两个宗族正是当年槟城闽人的主要势力,商贸与开拓的地区遍布北马、泰南以至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罗尔把五月初五视为“大使爷”的神诞,不是没有根据,至今当地邱姓宗祠是以五月初五为祭祀日,这种传统节日与地方神诞传统的结合,可能是原乡的传统,由族人持续到南洋的土地上。至少罗尔的文字证明他当时所见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当地并未有祭祀屈原的传统。罗尔把“龙舟”理解为“蛇船”,也不见得是误解。清代以前的中国,人民本来就不能随便采用龙的形象,闽南本有习俗通称五爪以下的龙形为“蟒”,是为了表达不敢僭越君王的形象特权。

  以罗尔的文字对证咸丰元年(1851)的《龙山堂》碑记,这块描述龙山堂族人创建新宗祠的碑记,自称族人在异地会“恪守诸夏常仪”,碑文内容提到新购以建宗祠之地“外环沧海”,又有说“凡族之神福赛会”,文中所谓的“赛会”可能是罗尔文中所指的龙舟赛会。[8]

  根据上述三则英国人记载,罗尔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屈原,稍后的J.D. Vaughan则语焉不详,只有巴素的记录说明屈原的说法也同时存在。可是,时隔久远,巴素肯定无法说明屈原的传说是何时与如何流传到马来亚。但他们留给后人的共同印象是端午习俗早已流传马来亚, 当地华人很早就致力把祖先文化落地生根在新开拓的土地上,即使闽人与粤人互相的方言与习俗有所差距,整个社会对于端午节的集体记忆,是包括了“龙舟”、“屈原”、“粽子”、“祭祀”、“大使爷”等一系列关键词。流传在马来(西)亚的这些端午文化元素之间,有的是全体华人开拓者的原乡共同会拥有的,也有像“大使爷”庆典一般,原本只属于漳州邱、谢诸姓的公祀传统;又有像“扒龙舟”的例子,在19世纪的当地演变为主要属于闽南人的活动。包括先后在殖民地管治华人的英国官员也接受着相同的历史记忆, 他们敏锐的记载端午节是地方华人的重要节日。像罗尔的文章,侧重记载了护航舰指挥官推动盛举,结果发现舟子只会划船不会游泳,很多人落水之后,赤裸的颈背与光头上的辫子犹如海上乍浮乍沉的球形水标。[9]这一“风险”,可能就是J.D.Vaughan说龙舟赛一度长期终止的理由。不过,在J.D.Vaughan之后,这项习俗显然又恢复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槟城政府支持举办扒龙舟赛事。

  流传与演变

  相对于英国殖民地官员所留下的观察报告的内容,马来(西)亚的华人先民其实还有更丰富的端午节实践。按旧风俗,人们认为这一天封存的水质永不变质,所以特别在汉历五月五日午时淘水井,把井水封置在阴暗的地方,认为可以治热病;还有一俗,是利用这一天午时的阳光晒书,确保书本在一年至数年间,不受害虫侵害;而确定午时来临的方式,是把鸡蛋在平地上竖立起来,如果鸡蛋能竖立不倒,就证明午时已到。[10]从晚清到民国初期,承包槟城城隍庙香火的正一派道长,一直延续着这一竖鸡蛋晒书的习俗。[11]

  但是,对全体华人社会来说,端午节的最重要活动是祭祖。在南洋,也许不会有太多人在吃粽子的同时会认真地设立屈原牌位举行祭祀;此处离汨罗江太远,也不会有人将粽子投海聊胜于无。可是,到了端午,大家总会在家里或者到会馆宗祠祭祀先人, 也是先把粽子祭祀过先人方才轮到分给小孩。像上文提到的新江邱姓族人,咸丰元年(1851)《龙山堂》碑记也提到族人创设宗祠以前的过节经验:“遇有盛会,必先期择地而后行礼,扫除劳瘁,杂冗非宜;有心者欲建一所仿效内地会馆之制,阅历多年,未得其便”。由此可知,由于邱姓族人极重视年年集体祭祀大使爷和列祖列宗, 因此大家也就必须年年寻觅临时场地一起过节。这是族人彼此间的道义,纵然再“劳瘁”和“杂冗”也不得中止,解决方案是募捐创设永久性质的宗祠。至于潮州人,也流传“时年八节”的说法,年年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都是要逢节祭祖,循环不息。[12]

  再者,在槟城,东南亚最大寺庙极乐寺至今尚存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煜南颂德碑》,碑记记录了张煜南布施寺庙水源之地等等诸种功劳,寺僧为示感恩,特为张公建立生祠,并承诺说:“过年元旦日、元宵日、清明日、端节日、七月初七日、七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以上七期,历代接手职事人,年列依期照章备办素菜、菓品、香烛,并虔诚诵诸品经咒,一位永远报答之敬。”可见,当地除了流行端午祭祀先人的习俗,也在端午节为生者祈祷祝愿。

  虽然到如今打井水已经变成极为稀有的事, 现代人保护书本也不一定要以阳光晒虫杀菌,可是如果我们在网上输入“端午”,再输入“打井水”或“竖鸡蛋”或“晒书”的关键词,就会发现这些端午风俗在过去都是跨国散布,不只是流行于马来亚先民之间。可见端午风俗文化的传播其实是跨越了现有中国领土以外的领域,人们是以跨地域的态势实践相同文化意识的互相认同网络。而南洋的华人社会的开拓先民,主要是来自闽粤两省的不同区域,各自的故乡有各自的端午习俗,南洋的端午节无形中就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交流的一项载体。当闽人将包粽子的习俗流传下来,潮州人则相信当天是风吹百草成熟,于是延续了采集各种草药煲饮的习俗,以期消暑解毒。端午节那一天既要吃粽子又要喝凉茶,就成为南洋当地并不罕见端午食俗。只不过,即使包括部分从暹罗南部输入的糯米,马来亚的糯米产量也不一定供应充足。因此,当闽广两地的先民坚持将端午习俗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一旦闽人学习到粤人以糯米制作“碱水粽”沾红糖吃,大家就要年年一起负担中国入口糯米的庞大市场。

  事实上,华人下南洋,除了继承从祖先流传下来的风俗,也有在地的演变。许多南洋华人是依靠港口都市从商,各地开拓垦殖的群体亦须占据靠近河岸、港口的有利位置,以利对外交通;久而久之,看海的日子成为了日常生活,地方上也会演变出既相应于节日又相应于地理的新风俗。1894年6月2日,新加坡本土作家陈省堂在当地《星报》发表了一篇《端阳浴海记》,文中说:“本届蒲节,黎明即起,因思南洋俗例,多于是日濯发浴海,以祓除不祥。”[13]作者“于是顿触游兴,假黄帝之车,少昊之牛,招戚属数十人,各携利器食物,五钟甫鸣,六车齐动,从升旗山麓双井左路前往,直达彰仪。”[14]这时新加坡的端午节,已经演变出集体到海边游泳为乐的节庆气氛。所以,我们根据陈省堂文中说的“祓除不祥”,是可以意识到南洋也长期流传着中国传统的说法,把端午重五视为“恶日”或“毒日”。另一方面,从上述极乐寺僧承诺每逢五月初五为恩公祈福,以及陈省堂所提到大众在这天会到海中沐浴消灾,可以发现南洋大众的过节心态是积极的,通过祀神、祭祖、祈福、海浴、喝草药茶等等行为去转变“恶日”的内涵,使它成为“趋吉避凶”的节庆。

  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古人在意识上会将仲夏五月视为阴阳相争胜、生死相厮缠的不祥月份, 是源自于客观时令变化的认识。从潮州人在当地逢端午采草药的风俗,以及陈省堂文中提到南洋华人“多于是日濯发浴海,以祓除不祥”,可见古人以五月初五为恶月恶日的说法也流传南洋。只不过,来到南洋,泡在海水里游泳本来就是经济又写意的保健运动,充满盐分的海洋本来就有消毒杀菌的功用,要避暑和消病莫如游泳。于是,南洋的端午节也就与游泳相关,演变为人们成群结队到“彰仪”等等海滩地带远足。

  可是,从南洋的气候看端午,热带天气是四季皆夏、时常一雨成秋。“阴历五月初五”的概念到了赤道邻近,就只能纯属计算时间的定义,不可能与节令相关。到了阴历五月初五,马来亚半岛的空气所含的温度、湿度、气质,肯定不同于大家在中国原乡过五月初五感受到的空气。但同时,它显然又是一个民族流传已久的集体生活记忆。由此可见,同样的一个人,从中国下到南洋,同样在过端午节,他在南洋所做的一切即使相同于他在原乡所做的一切,感觉是不同的。端午节在他身上的作用,主要是由认同的符码勾起文化的感触, 他不一定要为了体质的需要去准备应付时节变化。正由于“五月初五”到了赤道边沿只能是个时间的定义,纵然端午节在19世纪的马来亚有着持续流传的强大生命力,但许多附属于端午节日的中国本土习俗,却不见得盛行于南洋。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苏庆华曾观察到:“在大马,过去在端午节时于屋前门框上插蒲子艾叶和以雄黄加水遍洒室内、庭院之行事偶有所见。但有关行事之意义,则大都莫明其所以,只是循俗为之。因此,这些旧俗也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取而代之的则是据说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划龙船及裹粽子之习俗。”[15]习俗是人们面对客观世界感到无奈与表达愿望的表述, 如果我们认识到某些端午节的地方习俗缘起于人们应付年年周而复始的气候变化, 当然会理解这些习俗到了另一时空就不可能再遇上相同的气候,变成了“循俗为之”,或也因而导致后人既不畏亦不为。

  传说与诠释

  事实上,端午会在新马两国华人心目中成为“据说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划龙船及裹粽子之习俗”,和20世纪海外华人的民族情绪息息相关。

  回顾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它成员的籍贯、教育、宗教信仰从来并非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很多地区的端午传说,的确不主张和屈原有关,也有说是纪念曹娥、纪念伍子胥或越王勾践。可是,由于屈原的传说代表了忠贞精神,也代表了宁以死谏也不屈服于奸邪之正气;把端午节和纪念屈原联系成一体的说法,比其他扒龙舟传说和端午节传说,是更易流传的说法,也流传得最广[16]。

  1891年,曾经为光绪治病的力钧在游历槟城期间编写过《槟榔屿志略》一书,书中收录了不少槟城文人的应节赋诗。其中有《李秩轩端午感怀诗》:“中原竞渡鼓旗纷,地辟风殊寂不闻。儿女当知忠孝事,酒诗聊慰醉吟魂。多麋国币开船局,定有舟师壮海军,群岛瓜分如战国,彼苍应产孟尝君。”[17]诗人看来很熟悉将端午节联系屈原的民间传说,所以受“划龙船及裹粽子”感染心情,想到屈原,也引发起对中国海政的感触。

  真正使到海外华人更进一步把端午节与“忠君爱国”联系为一体,以至深入到几乎成为“公认”的集体意识,应归功于晚清政府1903年的“癸卯改制”。改制后新教育政策付诸于海外的实践,强调“忠君爱国”,促使海外华人更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及体现历史文化内涵的节日。原来南洋华人通过端午节承载的屈原传说,不再仅仅属于民间社会对价值观念和善恶忠奸的终极心灵要求, 开始受到晚清官方的认可与鼓励。

  晚清诸臣之间,张之洞早有经略南洋之意。他在《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中提出:“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明,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18]而建议设领的目的其实是要利用槟城的南洋国际港口优势,“设书院一所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 令各该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最终目标是要华人子弟“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19]以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槟城创立中华学校,张弼士以清朝政府“商部奉请供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太仆寺卿”,给槟城带去光绪皇帝赠送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御笔题字的“声教南暨”匾额,成就了南洋推动第一间现代化华文学校的源起。[20]中华学校开学之际,清朝政府已“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设立学部统一全国教育行政;南洋的办学简章显然承接着张之洞等人1903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办学宗旨。[21]至于学校实现朝廷办学目标的方法,则全在一纸《中华学校改良简章》。在《简章》第四章《假期》有规定:“南洋天气温和,无寒无暑,则暑假一节自宜变通。茲改定年终放学一月及星期循例停课外,惟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孔子先师诞,并清明、端阳、中元、中秋、冬至各放假一日,以免旷功。”[22]晚清的国内政治和海外华人情况,此处不作赘言。但如上所述,南洋华人早在19世纪之初已经流行端午吃粽子、祭屈原的说法。屈原的故事,以及其中所强调的“忠君爱国”等价值观念,显然也是依附着年年循环的端午节代流传。因此,即使“五月初五”是个时间的定义,它形成的集体记忆里头毕竟蕴涵了许多相关族群认同和价值观念的说法;端午节较其他节日容易影响过节者对时局的联想,感染民族忧患意识,其实是相当容易理解的。正因如此,我们不难看到晚清政府对它的重视———以政府行为支持的侨教政策是将“端午”视为类似“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孔子先师诞”的重要,在说明只能放假一天“以免旷功”的同时,还是升格为官方假日。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从中国的家乡带来了端午节记忆,还是维续着“恶日”的印象,认为在这一天应该进行各种消灾解热的准备;那么,当人们脱离了中国的气候,在南洋重新过着热带的端午节,新的地理与气候环境结合着学校教育“端午与屈原”的主流说法,无形是有助于进一步转变大众心目中的端午印象,积极地转向民族意识与主流的官方儒家价值。

  在晚清政府关注南洋华教之前,当地华人虽如英殖官员所言,早有过端午节的习惯,而且,华人家庭于端午节家居祭祖,其习俗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然而,晚清时代的华人犹未能摆脱朝廷观念,一旦端午节顺应着群体各自家族的需要,再而上升至公共假日的地位,其意义的重要自不可与之前同日而言。事实上,自中华学校成立以来,端午与“屈原”、“划龙船”、“裹粽子”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英国殖民政府官员笔下的华人民间说法。从另一个角度,它可以说是通过从清朝学部到民国教育部审定的课本表达出官方态度。虽然随着清朝的倾覆,晚清政府再也无法寄望端午放假带来的海外“忠君”效应,可是自晚清出现了皇家支持办学,学堂又通过放假去肯定“端午节”特殊地位,“学校放假”的政策无疑带来有利民族教育的正面效应。以后,马来西亚的华校到了“民国”的时代也还是延续清代的端午政策,不管是在清朝或国民政府影响下的海外教育,端午节都是人们心目中非常态的“放假”日子,端午节例必放假又让人感受到它在年月循环之中对生命的重要意义。配合着从小学生念的屈原事迹,到中学课本里读的《楚辞》和《离骚》节选,放假都是人心的暗示。经过“屈原”的故事,端午节的历史意义拥有了现场的政治作用。只有到1957年马来亚独立以至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华校方才逐渐取消端午放假的习惯。从小学到中学课本,“屈原”和“粽子”的传说依旧百年不变,只是端午提倡的“爱国”对象已经与时俱进。

  即使英殖民政府在1950年代以后强调要消除“中国因素”,加强了殖民地政府对华校课程的统制,要求华文教育进一步“马来亚化”,以及后来马来亚独立以后的新政权也不是萧规曹随,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自“端午”的“爱国说”从19世纪的马来亚华人民间传说转型成为20世纪初期的官方教育, 它已经根深蒂固的成为马来西亚地方华人共同拥有的文化与价值观象征。所以,一直到1980年代,马来西亚教育部虽然年年端午节不再官方放假,小学还是“屈原与端午”,中学继续有《楚辞》和《离骚》节选,爱国还是很爱国,只是换了新对象。

  认同与超越

  在马来西亚,人们对潮州人统称的“时年八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和除夕,其实是有着习俗性的共同反应。节日来临,往往更添“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家族情怀。人们在这些节日,不仅到会馆或宗祠祭拜先人,各家各户也会祭拜祖先和祭拜神明。节庆期间,一些会馆为了要举行集体的祭祀活动,又不能与成员的家祭时间冲突,都会尽量把仪式活动与正日错开。当人们将思念推而及之列祖列宗,这说明了以家族与宗族为基础的“亲亲”社会意识根植人心。

  进一步看,华人的“节日”是以家庭的归属和对祖先的怀念为主轴,强调亲情,强调家族的重要性与家庭的温馨,不是英文Festival那种让人们感觉向外跑、到公共场所参加同欢共乐的含义,华人的“节”难于在英文找到内涵与外延完全相同的译字,正显示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23]苏庆华曾说:“曾几何时,屈大夫的故事,也渐为人们所遗忘,特别是未读过中国历史的年轻一代,端午节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吃粽子的节日而已。”[24]然而,从“节日”本身与“Festival”的差别,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说,只要有家庭,此家庭和彼家庭互相知道彼此都是全家逢年过节继续吃粽子,节日的记忆就不容易消退,而且随时有重拾记忆和恢复内涵的机会。并且,它也可能会因地制宜或因时制宜的采用当代的元素, 因而便有选择的延续某些原有的传统内涵。这亦即说,我们也许应该注重节日自身内涵的意义,也就是它的文化价值的遗传因素,会造就它本身的存在价值。对于端午节,亦应作如是观。

  苏庆华述及马来西亚的端午节, 曾说明近二十年来所见的演变, 他提出的意见,未尝不是延续当地端午文化的其中一条进路,他说:“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已变为五花八门、多彩多姿的一门吃的学问,其中也增添了富本地风味的‘娘惹粽’在内,为中国人著名的‘美食文化’锦上添花。端午节龙舟竞渡的习俗,在我国已被列为一项常年举行的水上竞技运动。不过这项活动乃配合槟州的‘同乐会’,每年于阳历的十二月举行。国内有些诗社,也曾于端午节在报章上发表赞扬屈原崇高爱国情操的诗作,或许屈大夫捍卫忠义的忠贞故事,可以拿来和我国各阶层人士所倡议的爱国运动相配合, 使本国华社的端午节庆的层次因爱国故事的附丽而得以提升和显得更有意义。”[25]

  另外,笔者《马来西亚华人民间节日研究》一书也曾经提出如何在现代提升端午传统习俗,其中三项建议:“1.当人们生活在并非农业社会的环境,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一定在这一天可以举行龙舟之类的水上竞赛;但是,即使是内陆区,依旧可以举办踩百草之类的活动,让人们增加认识大自然,认识草药保健知识。

  2.这一天也可以用各种形式纪念屈原,藉纪念屈原的活动,让群众认识屈原的抱负以及他对他的时代的政治贡献;这将有助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也有助探讨人的生命与价值应如何发挥,提倡刚正不阿之为人态度。3.另外,也可藉纪念诗人的日子,举办各种推广华夏历史文明与华人文学的活动。”[26]

  问题不在端午的缘起是否与屈原有关, 而在于它长期以来已经包容与突出了这一内容,无论在任何时空都能带来为人处世和民族生存的参照意义。

  正如上说,端午节到了热带的气候与离开中国的环境,不会有太强烈的时令或气候意义,也消解了端午节自身对气候转变的提醒意义。但是,在缺少二十四节气变化的热带地区,人们会依照中华大地的传统去过节,对节日的执著一成不变,正足以说明诸如端午节之类的传统节日是集体意识的遗传。其实,除了热带地区的华人在过节,新西兰或澳洲的华人社会也在同一天过节;即使新西兰与澳洲的气候与北半球相反,可是他们和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港台地区以及越南等地的华人移民,还是坚持根据中国农历的日历。南半球在冬季依照阴历时间延续着端午节,最能明显表达出节日是民族集体意识的遗传, 又能通过节日表达民族的集体意识遗传。他们也会共同在明明是秋天的日子到澳洲墓园举行清明祭祖,也在澳洲的春天到墓园进行本应落在秋收期间的中元祭祀。[27]从这点上,也许应说,节日是通过祈愿、习俗、仪式等文化元素的复合去形成本身独有的生命礼仪现象,一旦它流传和散布,它的文化遗传基因又是超越时空的。因此,节日的真实时空是否确如以往,不再是构成节日存在的重要因素,可是节日作为一再循环的特定日子,无疑就是承载与输送文化意识的经络。

  正因如此,不论在中国或者在马来西亚,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当地的华人过端午节,甚至是其他族群参与过端午节,都是中华文化遗传基因落地生根甚至树大根深的表达。但是,不见得要把当地的端午节说是中国文化的输出,反而应视它为先民在开拓当地历史的进程中达到的成果,端午成全了当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也转化为各地依赖地方资源的本土文化。不同地方的人们过端午,其中的文化遗传,都来自同一个源头,可以唤起互相亲切的记忆,可是大家的端午节可以过得大不相同。如此才能说明端午的文化遗传放诸四海散布与成长的生命力, 让世界拥有一个不止流传于单一地方的端午文化,既是各自独特,又是多姿多彩。

  参考文献

  [1]Vaughan,J.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irst printed 1879, Oxfordin AsiaHistorical Reprint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Introduction v.

  [2]Ibid. p.48.

  [3]巴素:《马来亚华侨史》,刘前度译: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年,陈振亚序言,无页码。

  [4]同上注,第94页。

  [5]Low, James., A Dissertation on the Soil and Agricultur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Or Princeof Wales Island, ... Including Province Wellesley on the Malayan Peninsula, Etc. First printed 1836, Oxford inAsia Historical Repri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72.p.306.

  [6]Ibid. p.307.

  [7]见槟城龙山堂邱公司现存咸丰元年(1851)《龙山堂》碑,碑文提及:“堂之中,奉大使爷香火,盖新江本有祀,而客地亦多被神庥。”

  [8]同上注之碑记。

  [9]Low, James., op cit,p.307.

  [10]王琛发:《马来西亚华人民间节日研究》,吉隆坡:艺品多媒体传播中心,2002年,第87-88页。

  [11]这是笔者在1970年代的少时曾帮忙老道长晒经记忆,还记得当时为了避免手上有油汗沾污经典,是要拿着一枝幼小的竹枝帮着翻开一页又一页的宣纸,确保能让阳光照遍每一页。

  [12]同注10,第7页。

  [13]叶钟铃:《陈省堂文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年,第87页。

  [14]同上注。

  [15]苏庆华:《华人传统节庆之传承、兴革人与今日大马华人社会》,载《马新华人研究一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年,第136页。

  [16]同注10,第88-89页。

  [17]力鈞:《槟榔屿志略》,双镜卢集字板排印,光绪十七年,卷一《时令》,第四页。

  [18]张之洞:《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转引自张煜南辑:《海国公余辑录》卷一《槟屿记事本末》,中国梅州:张洪钧伉俪影印再版本,2005年,第96页。原书是张煜南任职槟榔屿副领事期间辑录编著,再版者为张煜南曾孙,时任印尼棉兰苏北客属联谊会主席。

  [19]同上注,第97页。

  [20]原载清朝学部《官报》第九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刊载《商部咨槟榔屿绅商创设中华学

  校请查核立案,并声明刊发钤记》,转引自陈育菘:《马来亚华侨新教育的发轫———槟榔屿中华学校轫立经过》,载陈育菘著:《椰荫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第262页。

  [21]参考张俊勇:《从土秀才到洋秀才》,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50-52。

  [22]陈育菘:《马来亚华侨新教育的发轫———槟榔屿中华学校轫立经过》,载陈育菘著:《椰荫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第266页。

  [23]同注10,第6-7页。

  [24]同注15。

  [25]同注15,第139页。

  [26]同注10,第89页。

  [27]王琛发:《孝文化:面向世界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量———以马来西亚经验为例》,肖波、丁么明主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湖北长江出版集

  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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